任你博

　　2014年7月4日，致公西城区委组织部分党员参观了“中国致公党史陈列室”。在一张老照片前，我似乎看到父亲。然而，这是60多年前的老照片，而且是复印件，我一时难以确定。不过，这次参观却引起了我对父亲的无限思念。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和搜集父亲生前的资料，重温和学习老一辈致公党员、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以及他们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

　　父亲潘清启是一位祖藉广东梅州的印尼爱国华侨，也是中国致公党的老前辈。他的爱国情缘于他的出身和经历。由于家庭清贫，他18岁就跟着同乡背井离乡到印尼去谋生，在孟加锡宏昌公司打工。10余年的打拼，从学徒工到公司经理，与同乡共同组建了锦兴股份公司。解放前，上海的纺织业比较发达，他相继在上海也开设南洋贸易公司。一路走来，他尝尽了异国他乡谋生的艰难，还肩负着赡养家乡的父亲和亲人的责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50年代初的印尼，政治局势紧张，对于隔海相望的侨胞们来说，没有机会来了解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一颗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间。1951年的国庆节，父亲有了回国到北京观礼的机会。所见所闻，深深的感动了他。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廉洁，毛主席领导下的蒸蒸日上的新中国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回到印尼后，父亲就计划回国发展，并决定让我们兄妹回国念书建设祖国。他告诉我们：新中国好！1952年，我们先后回到了祖国读书。当时好多华侨学生在新中国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冲破各种压力和困难，也纷纷回到祖国求学。对比其他不少华人家庭，我是幸运的。因为是父亲让我回来的，家里供我上学，我顺利地完成中学、大学学业后，进入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

　　1953年末，应中共梧州市委统战部部长熊河清邀请，父亲到广西梧州市参观。得知梧州淀粉厂经营困难、面临倒闭。回到印尼后便向侨胞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当时，50年代的印尼社会治安动荡，华侨在外谋生不易，资金也处于冻结状态，真是困难重重。即使有爱国之心， 想回国投资也难以如愿。在此情况下，父亲以他的忠心和诚恳，赢得了大家的信任。1954年初，他联络了9名印尼华侨，自愿筹集资金10余万元回到梧州投入私营九联生粉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联生粉厂)。这笔侨资救活了这个工厂。对于面临倒闭的工厂来说，这笔来自不易的侨资正好是雪中送炭。由于他在国外曾任公司经理，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接着进口一批马达，改善生产设备，恢复了生产。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他刚上任经理就和全厂工友积极工作，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还派人到广东省轻工业厅“取经”，使生产蒸蒸日上。用木薯加工的生粉，当时是出口免检商品，曾出口港澳地区、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出口量占全国第一。这是当年梧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父亲努力学习政治，紧跟社会主义步伐。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下，回印尼与股友们商议后，主动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提出企业接受公私合营的请求。后经国务院、外交部将其请求转达梧州市人民政府。1956年1月1日，九联生粉厂实行公私合营，我父亲任副厂长。1959年，该厂受到中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及全国华侨联合会颁发红旗奖状予以表扬。在文革动乱期间，侨资的股息一度冻结。如何向股东们解释，他们能理解吗？国家有难，人人有责，热爱祖国的侨胞们，共同度过难关，相信党的政策会落实。果然，粉碎四人帮后，工厂领导通知所有股东或委托国内的亲人按侨务政策，连本带息一概归还。

　　父亲在积极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957年，他在梧州加入中国致公党，并当选为中国致公党梧州市第一、二届支部主任委员，主持市致公党支部的工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国致公党组建人之一。从1955年起，他被选为省(自治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省(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市人民代表，政协梧州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父亲1957年当选为广西省（自治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1960年调往自治区侨联，专职联系和团结广西归国华侨和侨眷、侨属的工作，并曾当选为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50年代末，国家急需外汇，制定了一系列的侨务政策，鼓励华侨用侨汇在国内建房、买房，侨汇（当时只收港币）收款人除拿到人民币的同时，配给一定量的主食和油。在困难时期，这对于广大归侨，侨眷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家的生活。他身为自治区的侨联副主席，积极地为侨汇奔忙。那时，正值印尼反动势力血腥排华之时，华侨开的商店遭抢劫，人身安全没保障，锦兴公司也不例外，大家被迫分股各奔前程。如今坐落在南宁华侨新村我家建造房屋的侨汇确实来得很艰难。但随着侨汇政策的进展，广西以及其他城市都有了华侨新村。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爱国华侨。他每次到香港总要用侨汇为国家办点事，小到自治区博物馆展览用的说明卡他都会买回来。60年代，公家因工作需要买辆车也不容易，他却用侨汇为区侨联从香港进口了一辆面包车。而他每天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

　　他爱祖国，爱人民。在困难时期，他帮助过很多人。有的刚回来的难侨，临时小住在侨联的临时房等待分配。没钱看病，他会帮助解决。在梧州时，一位老乡的高龄老母，在医院卧床不起。他会煮好猪肉送去，老人家真的奇迹般的好转了；每次到菜市，都常有人亲切地叫他“潘伯”。他们（有的归侨）收入低，孩子病了，潘伯会把印尼带回的白树油，小药给他们。当时的政策优惠，对侨汇投资的股东，政府能安排有限的家乡亲人来厂就业，他总是会把机会给最需要帮助的人。春节，他都要做一桌丰盛的家乡菜：印尼带回的海参、客家酿豆腐、草鱼丸等招待他们。

　　文革期间，他被安排在区政协和一些对国家有贡献的民主人士小组学习，这是区领导对他的一种保护和爱护。在工作中他锻炼成一位侨联干部，北京开会回来作传达报告；印尼排华时代表广大归侨、侨眷痛斥当地反动势力的罪行；下华侨农场了解侨情等。他有高血压也不在意。1967年10月10日，他高血压发作。因南宁文革两派武斗造成市内交通阻塞，父亲终因未能及时送医院抢救而不幸病逝，终年67岁。在文革期间，各单位的活动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在广大归侨的大力支持下，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来了不少人，有的归侨还从远处的华侨农场赶来。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懂美术的越南归侨连夜画了一幅父亲大画像挂在会场。如今这幅画像被安放在老家梅州，和两位在印尼过世的叔、伯的画像挂在一起，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回国的14年间，是国家较为艰难的阶段，经历了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的改造、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上山下乡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但他依然干好归侨、侨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工作。他常下基层视察，到湛江接待从印尼排华归来的难侨，等等。他每次到北京开会回来，总是精神倍增，向周围的人们传达会议情况。记得1962年我正好回家探亲，他刚从北京开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回来。他无比兴奋地说：当有关负责人向任你博介绍“这是我们广西的华侨代表”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热情地和他握手，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鞭策。1955年万隆会议时他曾和其他华侨参加过保卫周总理。他把这些都看作是一个华侨应有的爱国主义行动，贯彻于他的一生。

　　（作者系致公党北京市西城区党员，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印尼归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