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作为传统，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都会发布一份“劳动节口号”；在众多的“劳动节”口号当中，为何1948年的“五一口号”会引发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在“五一口号”发布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又为何还要继续写文章探讨“五一口号”？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五一口号”发布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二，“五一口号”的历史价值及其超脱历史环境之外的“永恒”价值。
一、“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环境
1948年4月，中共发布“五一口号”之时，战场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的败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中共因而真正具备了振臂高呼、为未来政体提前谋划的实力。在华东战场，除却济南、青岛等大城市之外，山东全境基本解放；华北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东北战场，解放军一改之前的颓势，重新收复四平等地，战略态势进展良好；中原战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形成强大威胁，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大规模增长，而且在武器装备方面也有较大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为进一步增强影响力、为未来的政权做准备，中共发布了“五一口号”。
在“五一口号”发布之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五一口号”的发布是这种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结果。抗日战争时期是民主党派的酝酿和建立时期。抗战时期，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之下，中共对各在野党派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鼓励、支持它们联合起来。但在这一时期的党派关系当中，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均是在野党，中共尚不具备主导性地位。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随后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根据协定的规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邀请了各党派成员共同参加。会后通过了政协五项决议，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立责任内阁制，允许随时倒阁；改组现有政府结构，建立联合政府，容纳反对党的存在等。决议的通过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终结部分由国民党长期一党垄断的权力具有积极意义。总体而言，抗战胜利初期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这段时间，可以视为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的雏形，开启了重大政治事务全国各个党派共同协商的先例。
面对迅速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国民党政权顽固推行独裁、一党专制与内战政策，最终导致民心向背发生不可避免的逆转，这也是“五一口号”之所以得到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抗战胜利初期，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国民党政权的形象与合法性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在国民党政府回迁南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举措，逐渐使得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所取得的民众支持丧失殆尽。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第一，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初，大部分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尚且抱有期望，希望其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然而，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主张对中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败，强硬派全面反攻，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实际推翻了政协决议，改取对中共强硬政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因而意味着“国民党战后对中共政策的重要转折”。第二，国民党一手炮制“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与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反对暴力。为镇压民主运动，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下令暗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以后，“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第四，1947年3月，国民党出兵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全面发动内战，彻底关闭国共两党和谈的大门。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所岌岌以求的和平建国道路宣告终结。第四，1947年8月，国民党实行“戡乱总动员”。为集中力量与中共决战，国民党希望通过“戡乱总动员”，加强对后方的控制与镇压，对舆论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但是，以高压政策为特征的“戡乱总动员”，非但没有稳定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加速了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统治的离心离德。
正是在上述历史环境之下，中共籍着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机会，发布“五一口号”。接着，1945年5月1日，毛泽东还另外亲笔致函李济深和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
二、“五一口号”的发布经过及其内容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实属偶然中的必然。根据中共中央的惯例，每年的五一节都会发布一份“五一口号”。于是，在1948年五一节前夕，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遵循惯例，向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五一节马上就要到了，中央有没有什么重要政治决策需要通过“五一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廖承志的这份电报，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任你博同志的高度重视。于是，中共中央嘱托胡乔木同志负责撰写“五一口号”的初稿，共24条。初稿完成以后，送交毛泽东同志审阅。
在胡乔木“五一口号”初稿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对初稿部分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改动部分主要集中于初稿第5条与第24条上。胡乔木初版第5条的内容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按照胡乔木的初稿，他把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力量归功于工人阶级。确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而言，共产革命的主导性力量只应该是工人阶级。但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于当前的中国，则显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农业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另一方面，在刚刚结束的抗日战争当中，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而且，当前的中共正努力与各民族党派通力合作，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在征询多方面意见以后，对“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作了重大修改，内容最后变更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时，在胡乔木初版第23条里说，“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就当时的中国政局而言，蒋介石政府正大力推行独裁专政，推崇对总统的个人崇拜。胡乔木的初版显然受到了国民党舆论宣传的影响，有把国民党的宣传政策套用到中共身上的嫌疑。而且，在各民主党派大力倡导民主联合政府与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之下，使用这样明显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语言的确不合适。于是，经过一番斟酌以后，毛泽东同志发挥高风亮节，把“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把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修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经过这一番修改以后，初稿的24条就变成了23条，也就是后来的“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以后，立即受到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民革主席李济深以及民革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中国民主促进、无党派人士等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宣称“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1948年6月9日，致公党发布宣言，指出“本党从‘反清复明’到辛亥革命，而且到现在，都团结了广大的海外爱国华侨……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的号召。”各民主党派不仅发表通电，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共的主张。1948年底，各民主党派派代表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历经艰险，到达解放区，并于1949年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达了反对国民党的压迫，拥护和接受中共领导，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与中共密切合作的意愿。
三、五一口号的历史影响
“五一口号”的发布，巩固和发展了业已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非“五一口号”的首创，实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也曾予以继承，于1946年1月召开过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在此以后，随着国民党内部激进派的胜利与蒋介石个人的独裁野心的增长，国民党随之采取了许多倒行逆施的举措，实际上宣告了由国民党主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消亡。中共在这一时刻，适时发布“五一口号”，号召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际是对业已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继承和发展。
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五一口号”逐渐发展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文献。“五一口号”发布以后，一方面，它得到各民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另一方面，中共还积极努力，把“五一口号”落实到行动上来，多方邀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前来协商讨论。1949年6月，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举行政协筹备会议，制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草拟《共同纲领草案》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量吸收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加入到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来。1949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渡过了多党派合作的“蜜月期”。之后，随着1957年“反右”以及其后“文革”的爆发，宣告“蜜月期”的结束。自此以后直至1989年，中共重新制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后不久，“多党合作制”载入了宪法，以最高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多党合作”逐渐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五一口号”也因此成为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性文件。（陈勇）